2024-11-19 20:24 产品中心
给水兵打井成功后，宁夏西吉县白城乡甘沟口村80多岁的老人手捧甜水，喜上眉梢 。王志勇摄（新华社发）
2007年岁末，一封寄自千里之外的长信，放在了中央、国家主席、主席的书案上。
“俺贫水山区的老百姓，能在家门口喝上甘甜的井水，这是村里人从来都不敢想的事啊！乡亲们喝在嘴里，甜在心里，打心眼儿里感谢！感谢亲人……”
生活着323户回汉群众的陡坡村位于宁夏南部西海固，一个被联合国定义为“不适合人类居住”的地区。
那是一个让牵挂的地方。2007年4月在宁夏考察工作时，特意来到固原市彭阳县白阳镇陡坡村，同村干部、卫生保健员和村民们广泛交谈，详细询问卫生室能不能提供基本卫生服务、娃娃们上学要不要交钱、村民生活还有哪些困难……在会见驻银川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，要求，部队要积极投身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，为促进宁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。
那是一个正在发生着巨变的地方。就在结束考察后的几个月，宁夏军区给水部队来到陡坡村，为村民们打出了三口甜水井。
喜讯传来，作出批示：“宁夏彭阳县陡坡村全体村民来信感谢宁夏军区给水部队帮他们打井，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。请向给水部队全体官兵转达亲切慰问。希望再接再厉，做出更大成绩。”
走进陡坡村，走进苍天黄土下那些像陡坡村一样的西北村庄，我们就翻开了一个个关于水的故事，一个个关于找水军人的故事……
第一口井出水的那天，村里鞭炮、锣鼓齐鸣。人们把手伸到水管下面，看着那泉水怎样欢跃地流过指尖
陡坡村支书徐文魁准确地记下了在村里停留的时间。每一句叮嘱的话语，每一个关切的眼神，他都铭记在心，难以忘怀。
有一件事，却让他至今无法释怀。“我们都没让喝上一口水啊！唉……”长长的一声叹息，遗憾而又无奈——那样的苦咸水，怎么能让喝呢？
海拔1700多米的陡坡村，缺水。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质结构，数十倍于降水量的蒸发量，让缺水的历史持续了一辈又一辈、一代又一代。
因为缺水，集雨而成的窖水是全村人的主要水源。挖个坑，黏土糊上四壁，或是抓把梭梭草垫在水窝里，就是一个窖。常年漂浮着羊粪蛋蛋和柴草的窖水，让不少人患上了肠炎、结石等疾病。在少雨少雪的陡坡村，就是这不干净的窖水，也无比珍贵——大部分村民鲜有过洗澡的记忆。至于洗脸，用的是碗而不是盆。洗脸不叫“洗脸”，叫抹脸——手指头蘸点水往脸上一抹，全家几口人共用一碗。用过的水沉淀沉淀，洗完菜，接着喂牲口。
因为缺水，几里地外沟谷里发现的一眼泉，曾让人们欣喜若狂。挑水的老老少少，驮水的驴马，深深浅浅的足印，在原本没有路的斜坡上踩出了一条窄而陡峭的小路。这条路上，常有牲口连同好不容易才装满的水罐一起重重地滑倒，也时有人与人，甚至人与牲口发生冲突，只为那几袋烟工夫才能渗出一葫芦瓢的清水。
因为缺水，在更多的天不下雨、泉不渗水的日子里，人们只能从10公里以外的县城买水。水费和运费加起来，一吨超过40元钱。这油一般金贵的一吨水，六七口人的家庭精打细算能用上一个月。即便如此，买水的钱足足占去并不富裕的村民年收入的1/3。古老的秦腔填上了新词：“井干窖枯河断流，渴得麻雀喝柴油，水哟！”
因为缺水，外村的姑娘谁也不愿嫁过来。好几个被小伙子带回来的姑娘，一掀开水窖上头的木盖，一撇嘴，一跺脚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
宁夏军区领导牢记的嘱托，他们在走访调研中，深切地感受到了村民们的难处。2007年9月16日，给水团官兵奉命从驻地银川开赴400公里外的陡坡村。
离村口还有老远，渺无人烟的黄土地上忽然出现了两道人墙。在大风里已经站了几个小时的村民们不多言，只是争着往官兵们手里塞煮熟的鸡蛋，往钻头上挂西北人家嫁女儿时才用的大红绸子。
为了这期盼，总工程师穆真明违背了送女儿去大学报到的承诺，率队赴陡坡村勘察水源；士官尹兵华告别新婚妻子，辗转3000多公里直接赶到陡坡村上了钻台……
鏖战20天，打出了3眼深水井，眼眼清冽甘甜。但，打井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。
就在部队进村的当天晚上，陡坡村骤降2007年的第一场雨。村民们说，这是带来的喜雨，他们是“水神”哪！
大雨却愁坏了钻井三连连长刘涛。别说钻前工序，就连战士们的冬衣都还没取出来，帐篷也没有来得及搭起来，晚上怎么办？
“我们的教室正在修建中，没有安玻璃，如果不嫌弃，请先住那里吧。”陡坡村小学校长张瑾说。
“泥水地里哪能睡人！”不容刘涛把话说完，几位老师抢过战士们的铺盖就往教室里搬。
这一夜，长途奔波了七八个小时的官兵们在高低不平的课桌上和衣而眠。他们醒来时却发现，四周的窗户挂上了老师们从家里送来的毯子。
不利的天气，似乎只是考验的开始。在此后的20多天里，雨雪和险情就没断过。官兵们的心，一次次提到了嗓子眼。
比他们更揪心的，是陡坡村的老百姓。自打部队的钻井竖起来、巨大的轰鸣声响起来，老乡们就天天来井位，左转转、右看看，一开口问的，都是同一个问题：“这水，啥时能出啊？”
大家心里还是不踏实。这村里的家家户户，谁家没挖过土井？但，除了婆姨们大把大把的眼泪，又有谁家挖出过水呢？
怀疑毫不掩饰地写在脸上，直到白花花的、没有一点杂质的水，真的从地里冒了出来。
第一口井出水的那天，村里鞭炮、锣鼓齐鸣。老人们牵着娃娃，媳妇们穿上了新衣服，在县城打工的青年后生回来了，方圆百十里的乡亲们来了，一个个把手伸到水管下面，看着那泉水怎样欢跃地流过指尖。
“甜啊，跟商店里卖的矿泉水一个味道！”一大早从邻村赶来的吴廷库老人捧着水大口大口地喝，长长的白胡子打得透湿。
洗井的浊水也舍不得放走，灌满水窖，又引入了树丛里。“老师老师，小树在大口大口地喝水哩！”孩子们蹲在树丛边，一看就是半天。
袁继荣、景希康，两个“年龄加起来100岁”的老哥们，打开一瓶几年没舍得喝的“原州三和”，才抿几口，就醉得回不了家。“好”几个字，喃喃地说了一夜……
苍凉的山村何时有过这般盛大的节日？繁衍生息于此的人们何曾尝过这从高原深处涌出的、给生命以灵性、给大地以绿色的甘泉啊！
孩子们不懂“哗哗地流”、“河”、“游泳”等这些课本上的词语。“俺们这里最大的水洼子，也躺不进去人啊!”
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最简单氢氧化合物——水，覆盖着地球70%的表面。然而，在这看似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水里，真正能够被人类利用的淡水资源，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.26%。
数据表明，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中等水准的1/3，而我国的西北地区到2010年也就是短短两年之后，缺水量将达到65亿立方米！
12年前，部队承担起了水利部和地方政府在西海固地区“百井扶贫”的施工任务。挨乡勘察水源的老工程师王学印身边，总跟着一大群老乡，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“金手指”，盼着他一指下去，就能冒出汩汩的水来。一次勘察中，看到王学印最终摇了摇头，一位寸步不离的乡长竟一下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。
刘涛记得，2001年在祁连山作业时，炊事班做的绿豆汤放在井边晾着，等到战士们准备开喝，闻水而来的几只羊已经毫不客气地喝下去大半桶。
喊叫水乡、石泉村、上流水、下流水、一碗泉、喜集水……西北的很多地名，都与水有关。
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，“天上来”的黄河之水，融自贺兰山、祁连山的雪水，在这里孕育出了盛极一时的楼兰文明、西夏文明。而今天已经消失的罗布泊就在20世纪30年代，还曾是瑞典探险家斯文的泛舟之地。
吉兰泰，蒙语意为“六十”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这个传说中由60条小河汇成的中国开采量最大的盐湖，面临着由于天然林被破坏而沙进湖干、沙进人退的隐患。
黄土和泥巴，没能压住来自乌兰布和沙漠的沙。日复一日的治理，也总是赶不上沙丘推进的速度。还是水，润物无声的水，最后治住了沙。
10多年间，给水团为吉兰泰人打下的几十口井，不仅保证了他们的生活和可持续生产，而且为他们筑起了防风固沙的绿城。今天的吉兰泰周围植被覆盖率达20%，冬日里仍遍地芦苇、红柳的一块块湿地，把南飞的鸿雁也留在了这片沙漠绿洲里。
还有石嘴山惠农区的正谊关生态园——2005年底，给水团在这片过去被称为“落石滩”的不毛之地成功打出3眼深井。两年来，生态园区建起了20平方公里的绿化带，大大改善了贺兰山东麓的生态环境，工业园区也因此吸引了40多家企业落户投资。
还有西海固西吉县的下堡子村——有了水的村民土豆好卖了，干打垒土坯房换成了贴瓷砖的瓦房，烧饭用上了沼气。
还有永宁县的闽宁村——在这个由南部贫困山区移民聚成的村镇，甜水井不仅改写了吃水的历史，更是让曾经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们加入了舞狮子、唱秦腔、书法大赛、篮球比赛的行列……
地球因为有水才有了生命，人类因为有水才创造了文明。没什么比“水”，更能折射出“生态文明”的深刻内涵了。
对于西北的人和地，那或许是一种自然的宁静、人文的和谐，以及二者交汇之下心灵的开阔。
“常温常压下，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。”对于“水”的这个科学定义，陡坡村小学的200多名孩子是没法理解的。
他们过去见到的水，都是有颜色的啊！——土井里打上来的水，发绿；水窖里舀的水，黄中带褐；县城里拉来的水，则被水罐的铁锈染得微红。
他们更不懂“哗哗地流”、“河”、“游泳”等这些课本上的词语。“俺们这里最大的水洼子，也躺不进去人啊！”孩子们说。
35岁的张瑾不是本地人，她是见过“河”的，但她似乎也无法用语言给孩子们描述出“河”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
给水团为陡坡村打的第一口井，就在学校门口。张瑾向部队提出了一个请求，能不能给水管子前面安上水龙头？
摸着亮晶晶的不锈钢，孩子们的词汇里从此增加了“水龙头”这个新词语。“你看，手一拧开就有水。”正上四年级的庞飞同学说，“我们现在和城里的孩子，和平原上的孩子一样了！”
这口井刚开始打时，在电视里才见过的山乡孩子一看到给水兵，像小鸡崽一样直往老师身后躲。渐渐地，叔叔口中部队出操、训练的故事，吸引了一圈圈听得似懂非懂的小朋友。部队捐赠的篮球架、太阳能热水器一送来，孩子们就喜欢上了这些过去从未见过的东西。
“我将来要当”、“我要造太阳能热水器”，中国最偏僻山村里的孩子们，第一次在作文里写下了自己的理想。
如果说给水团官兵和他们带来的水已经改变了一方生态，正在和即将发生改变的，就是黄土地的明天！
“啥叫、？和，就是自己喝着苦水、给我们送来甜水的人啊！”
水，生命的载体，人体缺水20%就会危及到生命。大西北的给水兵，几乎每个人，都有着关于“水”的酸楚记忆。
用于勘查分析的样水，是不能喝的；步行作业中没看到前来接应的车，最后一壶饮用水也是不能喝的。这是每个新兵到给水团后首先被告知的“军规”。
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为填补国家水文地质勘查空白，给水团奉命走进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巴丹吉林、乌兰布和、腾格里、毛乌素四大沙漠，开展勘查工作。
工程师宋义辰和3名战士从腾格里沙漠腹地艰难跋涉出来时，发现大漠边缘有一棵一米多高的榆树，立即扑上去摘吃树叶。等到战友送来清水，他们先取出一壶水给榆树浇上。
因为在渴急时允许战士喝了几口水，三连班长宋延民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做了检查。那天，沙漠似乎没有尽头；那天，他的兵嘴唇裂口、流血，继而头晕、心慌。宋延民狠狠心，打开一壶水样：“喝吧，一人只喝一壶盖。”战士们听到班长的话，都落泪了，他们了解，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。
一次水文普查中，老工程师王学印和同事们骑着骆驼在戈壁滩里走了五六天——他们把这叫做“打游击”。水不够了，嘴一张似乎就要出火。终于走出沙漠碰到个卖冰棍的，4个人一口气吃下了100多个冰棍。
2003年在内蒙古乌苏图打井时，给养暂时没能跟上，干渴难耐的官兵们往黄河边上一趴就开喝，顾不得混浊，顾不得不卫生。
2007年在陡坡村，大雪一度阻断炊事班送水的路。看到战士们渴得端着脸盆盛脏水喝，村支书徐文魁说：“啥叫、？和，就是自己喝着苦水、给我们送来甜水的人啊！”
找水、打井的人常常吃不上水，看似悖论却不无道理——需要给水兵去找水的，都是没水、贫水的地方；而一旦清泉喷涌，他们又将开赴缺水的下一站。
在一次次被诊断为“贫水”、“无水”的土地上，给水团官兵却打出了水，靠的是科技革新，更靠的是比大西北的地层还要硬的铁骨——当了给水兵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风吹雨打，翻山越岭；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远离城市，远离繁华，风天一身沙，雨天一身泥；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忠诚、忘我、奉献和牺牲；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扶贫济困，排忧解难，为群众雪中送炭，为人民迎难而上。
一米钻杆重达27公斤，而最长的钻杆有9米。钢铁的重量，就这样磨硬了一代代给水兵的臂膀。
冬天在西北的任何一个地方钻井，都是天寒地冻、滴水成冰。戴着手套操纵，没有“手感”，脱下手套，一摸机器就撕下一层皮。
2001年11月在内蒙古打井时，钻杆被坚硬地层折断。派人员下去打捞，是一个能够缩短处理时间的方案。
井下可能塌方，可能缺氧，谁下去？10天后就要复员的当班班长、党员黄生球站了出来。连长宋建荣一摆手，让战士给自己准备绳索、手电和工具。
“我身体比较瘦小，下去方便。”战士孔国恩话一出口，就被指导员张明一把拉开，他要下去。
老工程师王学印说：“谁也不用争了。我已经是快60的人了，这个任务让我来完成！”
虽然最终找到了别的解决方案，这番下井之争，却永远留在了新老给水兵的心灵深处。
给水兵的快乐是相似的。他们都爱看老百姓那一张张为水而绽放的笑脸，都爱着操纵钻杆的感觉——他们说，往钻台上一站，全身像跳迪斯科，但手法却细腻如医生握着手术刀。
给水兵的沉重也是相似的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都在沙漠中迷过路，都在绝望时留下过遗书，而家庭的聚少离多、忠孝难以两全的终生遗憾，似乎总是与找水事业相伴。他们，还有着一个不太沉重的共同心愿：想看看银川的夏天。
西北的春天来得晚。在驻地银川这个四季分明、有“塞上江南”之称的城市，像候鸟一样南飞北徙的给水兵每年离开营区进入茫茫旷野时，冰雪还未消融，入冬归队时，雪花已经飘落。
钻井五连战士王天宇沙海找水成绩突出，连队党支部决定给他报请三等功。他却找到指导员说：“能不能用这个三等功换几天假，放我回银川看看营区的绿叶？”
从此，野外作业的分队里，指导员这样做动员：“好好干，提前归队，回去看看银川的绿叶！”
在他们身后，是关于这一个群体的一组数字：自1974年7月组建至今，给水团足迹遍布西北90多个县(市)，为军地找水打井1283眼，有6名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19人致残……
固原城边竖起巨碑：“六盘山高，不如党的恩情高；黄河水长，不如军民情谊长。”
柴油机的声音，钻机的声音，水泵的声音。对于工程师郭树周和他的战友们来说，这些划破寂静的响声叠加在一起，合成了他们最熟悉、最亲切的旋律。
“守在帐篷里听着听着就能入睡，梦中听见声音不对，能马上醒来。”郭树周说，“声音一旦消失，你会发现天地间静得可怕，静得让人心里不踏实。”
上岗的给水兵8小时一班，而60岁的张耀儒老汉却在这把他家炕震得发抖的轰鸣声中，幸福得好些天彻夜难眠。
年轻时曾到周边省市打工的张耀儒，是村里公认的打土井的好手。这一生，他共挖过11个水窖、3口土井。
没水，还是没水。一位风水先生“指点”说，你家院子斜对面的两棵小白杨树之间，有水。
但他很快就恢复了沮丧：这些水一天只够打一桶，遇到干旱，3天才凑得了一桶水。可儿孙满堂的张耀儒，全家有十几口人哪！
待陡坡村的第三眼井开钻，张耀儒一夜之间成了全村人羡慕的焦点：“那不等于把自来水管接到他家锅里了么？”
“人家连一个鸡蛋都不要，我还能咋办呢？！”其实，张耀儒为这事寻思很久了。那个让他头疼的“群众纪律”，把他的任何心意都拒之门外。兵娃娃们一下班，反倒经常帮他打扫打扫院子，整理整理草堆，拦都拦不住。
2007年10月6日，一场把山桃树都压弯了的大雪，让彭阳县的气温跌至零摄氏度以下。官兵们“冬天像冰箱、夏天像烤箱”的帐篷，又湿又冷。
平日里笑眯眯的张耀儒，皱纹都气得绷紧了：“都冻成这样了，你这个当官的，忍心让娃娃们受苦吗？”
“的床上连褥子都没有，我睡着热炕，哪里睡得着啊？”张耀儒悄悄地“得寸进尺”了：每天进帐篷把娃娃们的湿衣服收走，放在自家烧得滚烫的炕上烤。干了，又不动声色地送回去。
那天，徐文魁和张耀儒扛着全村人凑的两大袋土豆和杏干，坐了整整一天的车，径直到了给水团。
“你们大娘说了，娃娃们走了空荡荡的，啥时候还回来？”张耀儒叫不上名字，但那些退伍兵的面孔，他都认得，“你是重庆的娃，你是山东的……”末了，扭头问连长：“打井的娃娃们这么好，你咋就不能不让他们走呢……”
水浓于血，是因为老百姓与子弟兵跨越时空的情谊，融在了那清清亮亮、喷涌长流的泉里！
给水兵们忘不了，在中宁县洪岗子村，是回族妇女的奶水，治好了连长张永桥因长时间电焊作业而受伤的眼睛；在彭阳县柴沟村，王民青老人拿来自己准备做棺材的木板，为部队陷入泥泞的车铺路……
西北的老百姓同样忘不了，这支部队哪怕再渴，经过老乡的果园时，也不会摘一个苹果；这支部队宁愿把帐篷扎在5公里开外，也不愿损坏庄稼地里的一叶一苗。在从沙漠变成绿洲的查汗滩，人们把家里的神像换成了有形象的年画……
在老乡们的议论中，在陡坡村村民写给的汇报信中，不约而同地，人们把给水兵比作当年的红军。
给水团找水、打水的这片土地，正是半个多世纪前走出雪山草地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。
1935年10月，等到达单家集宿营。寺的阿訇得知毛主席睡不惯土炕，特意找来门板当床。当晚，敌军的飞机在寺投下炸弹，毛主席安然无恙。
60年后，给水官兵在当年的弹坑上打出了甘泉，结束了当地群众世代吃苦咸水的历史。
中宁县喊叫水乡洪岗子村，虎夫耶门宦洪门教派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。就在这里，老百姓曾拿出自家的救命水给红军饮用，送羊皮给红军御寒。当年的洪派掌门人洪寿林冒着生命危险，将两名负伤的红军战士藏在寺的禁房里，躲过了军队的搜查，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后亲书“爱民如天”锦幛送到寺。
为解决当地人和每年前来参加宗教活动的十几万群众的饮水困难，2003年7月，给水团为洪岗子村打出了一眼甜水井。洪寿林的孙子洪洋代表回族群众向给水官兵赠送一面锦旗，上书4个大字——“仁义之师”。
曾见过红军的82岁老人金自秀说，后来的部队——1948年来到这里的和如今来打井的部队，都和红军一样纪律严明、尊重百姓，而且，他们都说，我们是红军的后代。
两面锦旗，一脉清泉。水，历史的回报。水，不变的主题。水的故事，连着烽火漫天的战争岁月与阳光灿烂的和平年代。
12年前，受益于“百井扶贫”工程的宁夏南部山区各族人民，在固原城边竖起了一座巨碑——“六盘山高，不如党的恩情高；黄河水长，不如军民情谊长。我们特立此碑，昭示后代，永远听话，跟走，永远和人民心连心，共同建设美好家园！”